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公共卫生带来了巨大的考验，世界各国的城市成为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核心区域。

目前由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危害仍在肆虐，随之而来的失业、贫困、粮食短缺等问题亟须解决。但是，我们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学到的经验和接受的教训，已经在推动全球防范巨灾风险的一次大变革。

纵观全球城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表现，差异巨大。

首先，各级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和治理至关重要。反应迅速的城市，如中国北京等，通过迅速限制旅行以及扩大检测、追踪和隔离等措施，有力避免了重大疫情的暴发。相比之下，巴西圣保罗和美国纽约等城市应对缓慢或效率低下，最终导致医院超负荷运转，死亡人数增加。

其次，及时、可靠、准确和基于科学的信息至关重要。例如，不准确的疫情信息会引发社会不安，而多种语言也可能成为交流的障碍。

第三，最富裕的城市也缺乏应对流行病的医疗设施。很少有大医院是为了隔离数百名传染病患者而设计的。

第四，技术应用是喜忧参半的。社交媒体能传播相关信息，但它也可能放大错误信息。

第五，生态系统是流行病防疫规划中另一个被忽视的因素。随着城市扩张，居民也更易暴露在疾病的面前。新冠肺炎大流行还引发了人们对大自然本身的担忧。例如，印度迈索尔的居民们因为担心蝙蝠可能传播新冠病毒而开始砍伐树木。

因此，为了更好地应对疫情，我们需要加深对城市运作的理解。例如，人们常常将城市中灾害的高死亡率错误地归结于城市人口的高密度。以美国纽约和中国香港为例，这两个城市拥有相似的人口数量（分别为840万和740万），同时也是世界上居住密度最大的城市。然而，纽约已确诊和死亡的新冠肺炎病例数远高于香港。这说明城市人口密度本身不能解释如此巨大的差异。

经验借鉴对于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是有益的。今年6月，北京吸取了武汉的经验教训：在第一例病例确诊后立即通报相关信息、追踪接触者，并在11天内对数百万相关联人员进行核酸检测，最终控制住了疫情。

社区和其他机构的介入也有助于疫情防控。例如，在越南，第一批病例发生后的一个月内，当地制造商就开始生产价格实惠的新冠疫情检测包，全国检测站数量也因此从今年1月的3个增加到了4月底的112个。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城市之间的联系是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另一种力量。我们呼吁各个城市通过分享和协调灾害风险防范计划、行动来发展和提高“网络化的城市功能韧性”。相比单个城市独自运作，城市群、城—乡和其他多元关系网的相互帮助能获得更强的疫情恢复力。其运行机制非常明确，即控制一个中心以防止疾病传播到其他地方。更强和更深层次的城市网络还有助于应对其他灾害，比如气候变化。当一个城市遭遇大规模洪水、热浪或干旱时，其他城市可以迅速通过不同渠道为其提供帮助。

相关城市应建立联合灾害和风险预防机制。我们建议联合国带头促进这种网络合作。首先分享彼此的观点、优势和不足，而后改善在紧急情况下共享资源的机制。当然，在这过程中也存在许多挑战，制度和管理结构的不同将影响这样的协作。但是，相比国家间的合作，城市间的合作反应可能更迅速、更务实。

同时，还要加大风险防控监控网络平台的开发。需要开发新技术整合和分享信息。例如，中国科技机构开发的各种疫情监控网络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邻近城市可以共享这种平台，以便在疫情期间和之后迅速恢复旅行和经济互动。

另一方面，由于城市本身会受到许多因素的交互影响，研究人员不能局限于研究某一因素，而需要综合各因素以消除城市应对风险的复杂性，比如更多地考虑城市物理结构、发展进程、治理能力和功能运营之间的联系。研究人员应该探索最佳的管理和制度安排，以加强城市间合作，其中包括分配责任和确保问责制的效果，特别是跨国界问责制。

历史上，从战争到饥荒，城市经历了无数的灾难。新冠肺炎疫情告诉我们，城市间必须共同学习、适应风险、协同共赢，提升绿色发展和综合风险防范能力。

（作者系国家减灾委员会科技委副主任、青海师范大学校长，本报记者崔雪芹采访整理）

《中国科学报》(2020-09-08 第1版 要闻)